在新技术变革背景下，美国华盛顿新兴技术政策中心主席奈杰尔·卡梅伦新作《机器会夺走你的工作吗》中译本的出版恰逢其时，为我们理解自动化升级的时代提供了思路与启发。在不长的篇幅中，通过梳理最新相关研究的不同观点，作者清晰呈现了我们面临的是怎样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并在最后提出了解决方案。

 

「历史重演抑或崭新世界」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似乎成为共识，而每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重大技术变革都通过重塑生产方式而深刻影响我们的生活，例如蒸汽动力的应用、计算机的普及等。几乎每次新技术的应用都会重塑人类劳动社会，部分传统劳动方式消失的同时，新的劳动方式出现，在这种更替过程中，各种资源得到重新优化配置，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而这正是经济学家经常声称的“技术进步”。

 

与经济学家的关注点不同，社会学家往往更关注更替过程中人的境况，所谓技术进步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效率提升，更是社会意义上的劳动者境况的改善。对此，尽管不同学科之间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息，但是从宏观历史发展来看，正如多数经济学家的分析，无论是看工资福利待遇还是看劳动强度和时长，劳动者都是技术变革的受益者，而非相反。那么，当下正在发生的新技术变革还会如此吗？作者卡梅伦警惕地提醒我们“别再天真了”，而比尔·盖茨的回应则更加直接：“从今往后的20年，很多技术对劳动的需求都将减少，而我并不认为人们在认知层面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根据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弗雷和奥斯本的分析，今后，人工智能会让许多非常规化任务被自动化，美国现有职业中有47%的工作属于“高风险”类别，可能会很快实现自动化。尽管后来在经合组织（OECD）的更加复杂的分析中，考虑到伦理和法律因素的制约，只有9%的工作会被机器接管，但不能否认的是，现在机器可以做的工作越来越多，而我们也越来越习惯并放心将一些工作交给机器来完成，并且我们还在努力争取让机器完成更多的工作。

 

自动驾驶已经在全球多个国家进行实验，我国也是积极的探索者之一。与传统驾驶相比，尽管自动驾驶可能还存在不足，但其充分说明以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奇思妙想”已经开始变为现实，而这背后是新技术对我们关于传统汽车认知的颠覆，也许除了外形，我们对现代汽车知之甚少。如作者卡梅伦所指出的，“我们中很少有人知道汽车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轮子上的电脑”，我们不会知道一辆福特F150汽车安装了15亿条代码。也许我们会说，这些并不影响我们乘坐汽车出行，而这就如比尔·盖茨的判断，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变化对我们的长远影响。卡梅伦在书中介绍了自动驾驶可能会产生的一系列变化，比如汽车保险的降低、汽车保有量的锐减，以及汽车利用率的提高（华尔街分析师认为，目前汽车的一般利用率是4%，每天只用一小时）。如果我们可以让自己喜欢的汽车在需要的时候立即就出现，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花一大笔钱去买一辆很快就会贬值，且大部分时间都闲置在车库或在路边停止不动的汽车？2019年，“智慧岛5G智能公交项目”的自动驾驶巴士在郑州市智慧岛的公开道路上试运行。

 

新技术对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习惯的重塑比我们认为要更快速更彻底，甚至更意想不到，有多少人能想到传统用车习惯会被互联网平台公司所改变？除了汽车行业外，卡梅伦还介绍了新技术在法律、金融、计算机服务与管理、教育、老年人照顾与护理、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等领域的深刻影响。所有这些均清晰地表明，“机器人/人工智能革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低技能任务的范围”，一个不同于过往的崭新世界正在被创造。

 

「凯恩斯的历史回响」

 

20世纪初，面对经济大萧条，凯恩斯发表了著名的《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他在分析革命性技术变革的影响时提到，“我们正遭受一种新疾病的折磨……即技术性失业，意味着失业是由于我们发现节约劳动力方法的速度，超过了我们发现劳动力新用途的速度。”近百年后，凯恩斯关于技术革命与失业关系的分析仍然令人警醒。当前，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快速应用，机器可以完成的工作清单越来越长，工作被机器替代的话题引发了诸多分析讨论与预测。

 

关于技术与就业问题的讨论，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尤其当每次工业革命发生的初期，讨论尤其激烈，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代表性观点：乐观者认为，我们无须担心新技术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因为机器替代人工劳动的同时也会出现新工作；悲观者认为，新技术将会带来大量失业，甚至“机器智能化的崛起将极有可能导致人类就业的崩溃”。其他诸多观点都在这两种极端观点之间变化。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大卫·亚瑟在自动化与工作方面有诸多研究，其中《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工作？———工作场所自动化的历史和未来》一文被广泛关注，文章认为自动化确实代替了人类劳动，但其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并没有消灭大部分工作岗位，在许多情况下，机器既能代替人类劳动，又能补充人类劳动，机器与人类在比较优势之间相互作用，调整着劳动力的数量和技能需求。我们往往夸大了机器代替人类劳动的程度，忽略了自动化影响劳动力需求的核心经济机制：提升劳动者独特地完成工作的价值。尽管亚瑟承认自动化的发展使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两极分化”，工资增长不成比例地流向了收入分配和技能供给的顶层和底层，而非中产阶级，但他乐观地认为这种两极分化不可能持久。2020年美国拉斯维加斯电子消费展。

 

另两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同样给出了乐观的分析。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在《与机器赛跑》中提出，数字技术对人类技能的侵蚀，其速度和规模几乎前所未有，对就业产生变革性影响，成为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我们正经受着“大重构”的初期阵痛，而我们需要做的是跑赢机器，从而驾驭机器。在后来出版的《第二次机器革命》中，两位学者进一步指出，以蒸汽技术为标志的“第一次机器革命”时代已经开始向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过渡。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不是以增强肌肉力量的机器为特征，相反，它是以增强人类思维能力为特征”，数字化机器已经掌握了很多过去只有人类才能掌握的技能，而这种“进步”的结果是普遍“红利”的产生，越来越多的新产品和服务将免费。

 

当然，两位学者也同时指出，“技术进步”带来“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分化，例如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之间、资本和劳动力的回报之间、超级明星和其他劳动者之间，以及一系列社会后果，例如中产阶级财富的大幅缩水、社会流动性凝固、最富有阶层和其他阶层差距越来越大等。如同大卫·亚瑟，两位学者也清楚地认识到技术对就业的巨大负面影响，而他们也同样乐观，技术的发展能够解决其所产生的问题。

 

尽管乐观者的乐观来自谨慎而严密的分析，且似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卡梅伦仍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事物真的能改变”，我们需要“清晰地思考未来”。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卡梅伦认为，若要以既有经验或“传统智慧”来预测未来，我们将会错误地估计我们将要面临的风险。首先，技术可能会带来新的工作以维持充分就业模式，但也可能带来实质性的动荡，引发充分就业模式崩溃，职业和工业被全面瓦解。其次，凯恩斯的判断依然准确，资本和技术取代人类劳动的速度远远快于新工作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变革的影响已经突破了地理限制和产业界限，互联网服务公司对汽车产业的颠覆就是最好的案例。

 

「将技术嵌入社会」

 

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将机器广泛应用于生产后，引发了“勒德分子”的暴力抗议，纺织机器被砸毁，后来，“勒德分子”成为阻碍“技术进步”的代名词，人人避而远之。人们往往将“勒德分子”的行为归因于机器所造成的失业，但这种解释并不深刻，机器生产造成工人失业，只是引发工人打砸机器的导火索，“勒德分子”愤怒的是当机器生产取代了他们工作之后，他们的生活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变得越来越差。先进技术能带来社会进步的期望和想象并没有成为现实，或者说，普通劳动者并没有享受到技术带来的进步。面对日益糟糕的生活状况，“勒德分子”打砸机器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本能的原始的社会自我保护方式，反抗的是卡尔·波兰尼所说的“脱嵌”现象，即技术脱嵌于社会，最终目的自然是将技术嵌入社会。然而，就像突破人们的“传统智慧”一样，正在发生的新技术变革对工作影响是全方位的，传统保障工作的基本组织与制度正在式微。用卡梅伦的话说就是，“无论事情最后如何解决，呈现在我们视野中的都是破坏性景象”。对此我们要如何应对？卡梅伦的回答是，构建政策共识，时刻做好准备。

 

卡梅伦提出，共识的构建既需要我们聚焦未来可能发生的动荡并有所准备，又需要我们接受这种可能，即消失的工作比创造的工作更多，并会在长期内产生剧烈的累积性影响。准备工作应该在四个方面进行：公众做好准备，政府领导人必须首先为公众厘清问题所在，建构公共讨论的框架，使公众在清晰认识到新技术变革带来的正负影响后做好相应准备；政府做好准备，政府需要对每项政策进行反思，从而做好应对劳动力市场会面临动荡、破坏的情形，政策制定基础要改变传统的“充分就业”假设；劳动力做好准备，主要集中在教育和培训领域，针对日益智能化的机器，我们需要培养人类独特的能力，包括直觉、推理能力和创造性；自我准备，我们需要在智能机器将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的基础上，进行教育和职业选择，同时还需要接受将来会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尽管卡梅伦提出这些政策建议仍然是原则性的，但其实质是要告诉我们，新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在各个维度上都是不确定的，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探究这种不确定性是什么，而是要管控不确定性，做好战略准备，迎接可能发生的动荡。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远比卡梅伦在书中所呈现和分析的要复杂。此外，即使进入最先进的汽车组装车间，我们也会发现，尽管工人不多，但机器的自动化生产离不开工人的辅助，而卡梅伦和大多数人一样，只关注了机器替代劳动者工作这一种情况，无意识地排除了人与机器协作生产的可能性。对各种可能性的全面关注与分析，会产生不同的分析思维与结果。埃尔斯特在《解释技术变革》中分析到，技术演进远不是完全随机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指向性；在对技术的筛选机制中，人的意图性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指向性和意向性说明，我们不应该把劳动者仅仅视为技术应用结果的被动承受者，社会对技术的影响和干预也应当被考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类，最大程度将技术变革转化为社会进步，为普通人或受技术变革影响的劳动者提供保护，进而彻底平息“勒德分子”的愤怒，同时消除弥散于社会的自动化焦虑。尽管卡梅伦的分析存在以上不足，但这并不影响这本书作为一本介绍机器如何影响我们工作的普及型读物所具有的阅读价值，具有很强的启发性。